巧合是李滄東和奉先後交出了針對階級差異的作品(看來這是每位韓國導演都會涉足的主題，包括被指個人化的洪常秀)，但二人在形式的表現上很過時，李用充滿(60年代藝術電影的極簡/裝飾主義或)安東尼奧尼的身影來講述虛幻的下層痛苦，而奉呢？專長在類型的玩弄，如他們那一代導演推崇的金绮泳一樣，製造奇情與娛樂性共存的觀映經驗，因此，樣板式的人物，劇情都是預期之內，有著相對當今電影較實在的場面調度與幼嫩的問題意識(就像黑澤明) ，但此終站在他規劃出的低下階層的一邊。借用 Ranciere 來解答心中的困惑，就是他無法做到「再現體制用逼真性與真理保持著距離，而表現體制在反抗中可以讓這個真理呈現」，他至少滿足了部份人的樂趣，甚至供給人解讀，但離「真正的問題」又有多遠？要借用主流形式來進入當下的階級問題是如何可能？